临危受命的杨兆龙
力劝李宗仁，释放万余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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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之前写了一篇《李宗仁晚年丧偶，急聘年轻女秘书，总理知其意，开门见山提一忠告》，讲的是风云半生的爱国将领李宗仁在1965年从美国回到了北京，并在北京迎娶了民国时期著名影后胡蝶之女胡友松的事。
李宗仁是和夫人郭德洁一起破重重困难归国的。
中央对李宗仁的生活非常照顾，不但拨发了15万元安家费，还给他配备了小车、警卫、司机、厨师、服务员，并安排他住进了原是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住的公馆。
不过，郭德洁有病在身，入住李济深公馆没几个月就病故了。
原本，郭德洁只是李宗仁的第二夫人，他的第一夫人李秀文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家女，虽然还健在，但和儿子一起定居海外。
这样，李宗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未免孤单寂寞冷。
周总理对李宗仁极尽人文关怀，积极帮他重组家庭。
这样，在1966年7月26日，75岁的李宗仁和27岁的胡友松喜结良缘，成了一对白发红颜的神仙眷属。
有读者认为，李宗仁这么做是“见新人忘旧人”，对不起郭德洁和李秀文。
但是，对李宗仁这桩婚事，远在海外的李秀文是赞成的。
老覃觉得，如果郭德洁泉下有知，她也是赞成的。
因为，她们都希望李宗仁过得好，应该安享晚年，而不是晚景凄凉。
而且，要老覃说，李宗仁虽然是个旧军阀里走出来的旧军人，但他为国家、民族做出过这么大的贡献，让他在余生多享受一点人世间的欢乐，并不过分。
那么，有人要问了，李宗仁都为国家、民族都作出过哪些贡献呢？
别的不说，单说他离美归国，就是一件壮举。
虽说这件壮举远不能与傅作义、程潜、陈明仁的起义相比，但其政治意义也是巨大和深远的，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鼓励到更多的爱国人士从海外归来，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还有，在抗日战争中，李宗仁主持徐州会战，率部血战台儿庄，重创日寇，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振奋人心，扬我国威。
当然，还有一件，不大为人所知，是他在1949年担任国民政府代总统期间，一次性地释放了上万共产党人。这件事，可谓功德无量。
说起李宗仁担任代总统，那可真的是差点当了蒋介石的“替死鬼”。
当时，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消彼长，敌弱我强，我军兵力已发展壮大至300万人，并且士气高昂，雄心万丈，信心百倍；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290万人，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迷，鸿哀遍野，已是伤弓之鸟，真可谓虚弦可下也。
在三年前狂妄自大，骄横好战，叫嚣在“三个月内解决战争”的蒋介石觉察到了不妙，他隐而未退，表面声称下野，暗中还操控着大权，把李宗仁推到前台，让李宗仁出面和谈。
其实，时至当日，蒋介石仍不死心——在他的人生字典里，何曾有“和平”二字的位置？
他所抛出的和谈烟幕，不过是要在烟幕的掩盖下执行其顽抗到底的阴谋：拖延时间以练兵。
他在南京、浙江、湖南、四川、江西以及台湾，都成立了编练司令部，穷兵黩武，想在3至6个月内训练出200万新兵，把内战继续打下去。
他得知李宗仁派和谈代表飞往了北京，自以为得计，眉飞色舞地对儿子蒋经国说：“和谈是一个磨时间的大工程，只要李宗仁能把和谈磨到四月，长江汛期到了，解放军无法渡江，时间就会拖到五月、六月，那时，我大军训成，江北地区可失而复得。”
不用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敲得很响。
但毛主席已看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在提出了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的基础上，给了李宗仁签订的期限。
李宗仁眼看蒋介石在他的老家奉化溪口明操暗控国民党的军政最高权力，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又把行政院迁往广州避事，知道和谈难成，最终不得不默然远走，逃到了美国当起了寓公。
庆幸的是，李宗仁在远走之前，以“促进和平谈判”为名，在全国范围内释放了万余名政治犯。
促成李宗仁办这件善事的，主要还是时为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的杨兆龙。
杨兆龙是江苏金坛东岗村人，出生于1904年，幼时家贫，是个神童式的人物，因为交不起学费，所以选读的都是不收学费的教会私立学校，包括大学，也是在燕京大学读的，年年以最佳成绩赢取奖学金。
杨兆龙原来对医学比较有兴趣，但当他听说读医学本科要完成七年学业，便果断放弃了。因为，他迫切需要走向社会，赚钱以养家糊口。
他先是在燕京大学完成了哲学系学业，听说律师赚钱，又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了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之后，他从律师做起，做书记官、做法官，名声渐隆，从而得以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作博士后研究。
在1948年，他当选为中国刑法学会会长、国际行政法学会理事、日内瓦国际刑法第五届大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并被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
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是千疮百孔，成为了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是个识时务的俊杰，强烈提出辞职。
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于是诚邀杨兆龙出任此职。
杨兆龙的智商比郑烈高多了，当然不干。
杨兆龙的妻妹沙轶因系中共南京地下党成员，她正在苦苦谋求营救在押的中共党员之策，知道了此事，力劝姐夫出任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
中共南京市地下党市委成员白沙也出面相劝。
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杨兆龙慨然允诺，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做一些伸张正义之事”。
于是，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赴汤蹈火，出任了国民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着蒋介石抛出的“和谈”烟幕弹，以司法应当统一为由，撤销了司法行政部的特刑司和中央及各地的特刑庭，力促李宗仁要为“促进和平谈判”着想，最终成功释放了上万被关押的中国共产党员。
共和国不应该忘记杨兆龙这一大功。
最后补充一句，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杨兆龙将最高法院检察署的全部档案，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上海市军管会。(来源：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