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夫书到“三寸金莲” 中国女性地位转折点在哪里

2019年11月18日 11:00:05

敦煌是中国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重镇，佛教东传引发了由西北延伸到内地的开凿石窟以拜佛的热潮，中国有名的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和敦煌石窟，是这些陆续修造的石窟群的代表。19世纪末、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大批4世纪到10世纪的官私文书，其中有十几件“放妻书”，一般认为是唐代的文书，但有的学者认为也不排除是五代时期的。

其中一件放妻书的内容为：“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必）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媚，巧逞窈窕之姿，选娉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还有的特别注明，为了解决离婚后娘子的衣食问题，再奉献离婚的娘子三年衣粮。放妻书就是一份离婚协议，十几件放妻书，内容大同小异，都贯穿着“好聚好散”的原则。

上面所举的放妻书，不是真实的案卷或真实的离婚协议书，而是带有范文和模板性质的“样文”，或可叫“模本”。

01/ 颜真卿杖责要求离婚女子二十大板

唐人范摅（shū）在《云溪友议》中记述了颜真卿在做临川地区地方长官时遇到的一桩放夫案。杨志坚为临川人，早年家贫，虽勤奋好学，但一直没能得志。妻子王氏认为依靠他无法过上富足的日子，大概对他失去了信心，便坚决要求和他离婚，迫使他写休书。杨志坚只好写了一首《送妻》诗，诗是这样写的：“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表达了自己一心向学的决心，相信终究会成功，也对妻子坚决要求离婚一事表示了理解。

妻子不理解他的苦衷，坚持要和他离婚，并拿着这首诗去见当时任抚州刺史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要求离婚改嫁。颜真卿读诗后对此案做出判决，判文的题目（大历六年）为《按杨志坚妻求别适判》。当时的地方官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判案，颜真卿在判文中对杨志坚遍览九经、贫而好学的精神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列举了历史上冀缺夫妇贫贱时相敬如宾、朱买臣之妻嫌贫而改嫁的事例，认为王氏这种嫌贫爱富、坚持要求改嫁的行为“污辱乡闾，败伤风俗”，判处责打20大板，准其改嫁。同时，还赠予杨志坚布帛20匹、米20石，将其留在军府中任职，并将此事公之于众。

远近百姓闻知，对颜真卿的判决心悦诚服。此后，“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颜鲁公文集》和笔记小说汇编成的《太平广记》也都对此事有记载。而且，杨志坚果然不负颜真卿的期望，学有所成，名列临川八大家之一。这首《送妻》诗被收入清人编辑的《全唐诗》。

冀缺是春秋时期晋国人，臼季路遇冀缺夫妇二人于田间耕作，相敬如宾，于是将冀缺推荐给晋文公，后来冀缺成为晋国的执政大臣。

朱买臣是西汉人，与杨志坚一样，虽然家贫，但酷爱读书，可惜40岁仍然没有官职，靠砍柴为生。妻子崔氏刚开始还能相守，后来觉得无法忍受，就坚决离了婚。后朱买臣得到同乡人严助的帮助，步入仕途，一路官至会稽太守。一次，朱买臣在途中遇见正在修路的前妻和其现任丈夫，便将他们接到府中招待。崔氏后悔不已，上吊自杀。也有一种说法，是崔氏又想抛弃现任丈夫，与朱买臣重修旧好，但朱买臣以“覆水难收”说明缘分已尽。

京剧，《马前泼水》

以上我举了放妻书和放夫案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虽然不能证明所有的离婚都如放妻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温情脉脉、好离好散，可能更多的是洪水滔天、电闪雷鸣、势同水火、鸡飞狗跳，但至少说明妇女离婚是受到尊重和保护的。放妻书文书是比较标准的范本，离婚协议一般就是按照这类范本书写。第二个例子，杨志坚虽然被迫离婚，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强调了经颜真卿断案，此后“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这至少又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前临川地区的妇女似乎很彪悍，休夫之举盛行。有人研究，放妻书的书写年代大概是唐代中期到北宋初期。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是在大历三年到大历八年（公元768—773年），已经进入唐后期了。

我想用这两个事例说明唐后期到五代的社会风气，在相承前朝方面，还保留了比较开放、妇女社会地位受到尊重的习俗，不仅放妻受到足够的尊重，某些地区甚至盛行放夫。但转变也正是五代时期的事情。

隋朝的均田制，继承北朝以来的制度，夫妇都有授田的资格。唐朝废除了妇女授田的资格，丁男、中男才有资格授田。有学者认为，这是妇女社会地位改变的开始，因为妇女在家庭中失去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这是一个旁出的话题，需要进行专门的讨论，这里不再深入分析，只是作为一个旁证，供大家参考和思考。

02/ “三寸金莲”的起源于男性对女性舞姿的审美

关于五代的社会风气，我不想面面俱到地讲，只接着上面的话题继续深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裹小脚，这源于男性对女性表示凌驾、观赏的畸形心理。那么，裹小脚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畸形的小脚被称为“三寸金莲”？“三寸金莲”与五代十国的历史有什么关联？这是我们下面要展开讲的内容。

关于妇女缠足到底起源于哪个时代，说法很多，甚至有人认为大禹的妻子和商纣王的宠妃妲己已经是小脚了，但并无实在的证据。起源于五代的说法比较普遍，至少能找到证据，而且正是起源于号称五代十国文化最盛之国——南唐。说句题外话，我们从中也可窥知这个时代的风气的流变和趋势。

妇女裹好的小脚称为“莲”，并且按照大小分成几个等级，越小等级越高。大于四寸的为“铁莲”，整四寸的为“银莲”，三寸的为“金莲”。要达到“三寸金莲”的标准，不仅要小至三寸，而且要如弓弯，即如弓形。清朝人曾用“弓弯纤小，腰支轻亚”来形容女子，这应该就是男人所欣赏的女子的标准。

南唐时，妇女应该还没有普遍缠足，但社会上至少已经形成一种欣赏妇女缠足的畸形心理，最终由宫廷走向民间。

据传，采莲女窅娘出身寒微，因是回纥人和汉人的后裔，有一种异样的美，被选入宫中。她舞姿优美，尤其是在跳采莲舞时，如莲花凌波。南唐后主李煜专门搭建了六尺高的金莲台，用珠宝绸带装饰，命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台上翩翩起舞。李煜看后十分喜欢，称其有凌云之态。

据说李煜此举还有一段历史渊源。南朝齐废帝萧宝卷的宠妃潘玉奴有一双“柔弱无骨、状似春笋”的小脚，萧宝卷专门为她建造豪华宫殿，墙壁镶嵌金珠，地板用白玉铺成，又用黄金凿成一朵朵莲花，贴在地板上。萧宝卷令潘玉奴赤脚在莲花地板上翩翩起舞，沉醉其中，赞曰“天外飞仙过，步步生莲花”。李煜就想更上一层楼，于是用黄金铸造了一座六尺高台，呈莲花形，让裹脚的窅娘在台上献舞，大概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天外飞仙”。

有学者研究认为，宋代之前并没有缠足的习俗，南唐只是令舞女在表演宫廷舞蹈时缠足，与北宋普遍流行的缠足没有渊源关系，南唐的“金莲”只是指搭建的黄金莲花台。不管“金莲”本是指台子还是脚，这个说法都是在欣赏妇女小脚的基础上出现的。

据说妇女缠足在北宋神宗时受到士大夫们的提倡并开始推广，虽然距离李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还有很多人将其追溯到李煜时代，说明这种欣赏妇女的畸形心理和妇女地位走低的历史趋势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我们再看缠足的其他目的，有分析说缠足还有一个目的，由于脚小不便于行走，女人缠了足就可以避免“红杏出墙”。古代埃及丈夫不给妻子鞋穿，中世纪欧洲的男人为女人制作贞操带，大概都如出一辙。

三寸金莲

缠足在汉族社会普遍推广，劳动妇女无疑承受了从精神上到身体上的巨大摧残。缠足过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和屈辱，非亲历者恐怕无法感受。这些裹了小脚的妇女仍然要从事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其中的艰苦可想而知。

缠足的风气是妇女受到压抑和束缚的最典型的表现，南唐及其统治者不能推诿其咎。以缠足为审美的标准，今天看来似乎匪夷所思，但宋代以后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不少文人墨客留下赞美和咏叹的诗篇。甚至分出南北不同风格，并举办“赛脚会”，又称“赛足会”“晾足会”“莲足会”，相当于现代的选美大会。扭曲和畸形的美，居然被受害者接受，自己也成了推崇者和推广者，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悲哀吗？

专门研究妇女史的学者高世瑜指出，缠足最初出现是由于男性社会对女性舞姿的审美趣味，初起于宫廷，之后在少数供男性消遣欣赏的歌舞伎中流行。随着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缠足最终盛行于全社会，并从一种美的时尚逐渐发展为一种女性规范行为，被赋予了礼教意义。缠足的发展变化脉络与男性社会的心理变迁轨迹表明，缠足之兴起与发展，正与男权强化、女性地位下降和礼教对女性束缚的加强相一致。

敢于弃夫的杨志坚之妻和以小脚示美的李煜宠妃窅娘，正是时代转换的两个代表。放妻书描绘和期冀的那种“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夫妻宽容和相对平等的理想社会，到宋代已经离人们越来越远了。

本文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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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